并非冷漠或无德。导致“扶与不扶”选择困境的，是公众的但心理焦虑。

　　在四川达州，3名扶起75岁老太太的小朋友，如今正面临着老人的指控。

　　更早前发生的好人遭“反咬”事件，还有南京“彭宇案”、 天津“许云鹤案”等。

　　这些事件折射了畸形价值观正在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好人没好报”“好人难当”已成为当下一些中国民众的道德无奈。

　　中国民法中缺乏救助行为民事免责条款，为了降低 “做好人”的高风险成本，今年8月1日，被誉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出台。

　　这是中国首部专门保护“活雷锋”合法权益的专项法规，恶意诉讼救助人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并被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该部600多字的“微法规”在“无罪推定”的现代法治理念指导下，明确了救助行为存在争议时证明责任的规则，细化了被救助人诬告救助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救助人的后顾之忧，对未来的司法实践将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岑岩说。

　　不少网友表示，深圳市立“好人法”与其说是在保护“好人”，不如说是在保护道德良知，同时也给“白眼狼”们敲响了警钟。

　　如今，公众热议的老太摔倒“讹人”事件，让人们再次思考，是否有必要从法律层面给予好人“保障”。

　　李岑岩说，任何立法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好人法”的出现是为了纠正社会价值与行为的偏差。“该立法应该引起我们对社会道德滑坡现状的深思。”

　　“‘好人法’是有益的探索，但从法律角度而言，该规定中涉及到了‘举证责任’等民事法律关系，这超出了地方立法权限。”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说，已有的《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可以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来解决此类问题，目前中国立法资源稀缺，将其提升到立法高度还有待考量。

　　马怀德认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行为本应该由道德来规范，政府可以适当地激励和保障这种行为。

　　“从根本上来看，‘好人没好报’现象还是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是社会诚信缺失的表现。”厦门大学法律学者潘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人心的诚信与良善教化比法律作用大得多。

　　“只要人心能回归本位，执法者能够公证执法，倾听各方声音，将事实调查清楚，这类纠纷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就能得到解决，相关各方的权益也能得到维护。”李岑岩说。

　　中国社会和政府也开始探索其他方式降低助人风险。

　　北京将在年底推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在京生活的300万老人均可购买此项保险，乘公交、坐地铁、逛公园、做志愿者时意外受伤都可以理赔。

　　相关报道认为，老太“讹人”或许是出于自身保障体制不到位而不得已为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推出可以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

　　日前，杭州景点卖红薯的八旬老人倒地后，两名20多岁的女孩随即扶起他，路人纷纷伸出援手，帮助老人脱离险境，并买光了他的红薯，让老人无后顾之忧。

　　其中一位伸出援手的女孩说，第一时间压根没有考虑到“被讹”的风险，“只看到一位正陷入困境的老人在等待你温暖的双手”。

　　网友“城市达人”评价说，对“扶不扶摔倒老人”的问题，这就是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