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诚信的成本与红利”被诸多中外重量级商界领袖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且商界领袖们对此形成共识：未来，谁愿意为诚信付出有效成本，诚信红利必定会滚滚而来。

　　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诚信在其做大做强的道路上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认识诚信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应如何推进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作为政府部门，又应如何形成有效的机制以促进政府的诚信建设？4月16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由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会同民建内蒙古区委和本报共同主办的“非公经济前沿圆桌会议”上，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自治区人民政府等部门的相关领导，以及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十余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以上议题直言不讳，互动交流。

　　诚信是企业最好的广告

　　“30年前到处找生意，30年后生意来找他。”——这句某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话，无疑成为对诚信红利的最好诠释。企业家们普遍感受到，企业诚信建设不仅能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更能为企业自身带来可观的诚信红利。

　　弘业国际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枫在谈到诚信问题时表示：“怎样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赚更多的钱？这不仅要靠物质化的资金、项目、产品的力量，靠个人经营理念，科学管理水平的高低，靠外部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的支持，更要靠道德的力量。”他认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诚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赚钱的最终保障。

　　“过去无人愿意在诚信上付出成本，未来付出后将获得诚信红利。”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张文清在发言中表示，无序竞争和无序管理致使非公企业在获取市场份额中严重失利。而完善的信用体系是解决当前非公经济一系列并发症的有效途径，应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陈岩以“三鹿奶粉案”举例指出，信用不仅是企业最好的广告，信用缺失也能毁掉一个行业。“国人已不再相信国产奶粉，这导致市场损失巨大，足可见信用的重要。”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要有诚信意识和责任感。如果企业在诚信上树立标杆，那将是企业发展最好的广告。

　　政府要做讲诚信的典范

　　“政府首先要成为诚信的典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副巡视员葛力大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主导者，首先应该讲诚信，加强自身的政府信用体系建设。

　　葛力大举例指出，有些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其背后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政府部门拖欠了工资款。由于政府信用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民工因拖欠工资上访，或发生绑架、暴力事件等偏激行为。“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促进政府诚信建设，会对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据本报记者在与会现场对企业家们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与政府有业务来往的民营企业家都无一例外地表示，不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府的工程款或相关服务款结算。“任何工程基本上都是企业自己先垫资，然后像挤牙膏一样逢年过节给一部分资金。如果换了领导，钱还有可能打水漂。”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卫民表示：“我们常常替别人打官司要钱，讽刺的是常常自己拿不到别人欠的钱。”他认为，政府应当首先遵守法律的信赖保护原则，作出诚信的表率。

　　他建议政府从自由竞争充分的市场经济中逐渐退出，从诚信监管范围和力度、制定科学透明的企业诚信综合管理制度、告示失信企业的重大失信事实证据等几个方面，全面完善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放手让企业自律组织充分发挥在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刘宝森表示，他同样认可政府首先要讲诚信。他认为，如何进一步健全诚信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中小微企业的诚信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仍是当前的艰巨任务，任重而道远。

　　加大失信成本和制裁力度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一个全社会的诚信体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不少与会者认为，导致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失信成本偏低，并建议未来加大企业失信成本和制裁力度，从而有效遏止失信行为。

　　葛力大建议，政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设信用体系：一是政府要出台诚信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源头上解决失信问题。二是政府要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分管诚信建设，让诚信建设有检查督查机制，有渠道、有落实。三要设立信用基金会，制定政府债务全覆盖的偿债准备金制度，应急解决失信、社会矛盾爆发等问题，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四要加强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对失信的公务人员，在职务晋升时实行一票否决制。

　　“要让企业家从内心真正把诚信作为企业的生命，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强化自身的守法意识。让企业始终在诚信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付卫民律师建议，当下应完善现行法律，优化法制环境，让企业从设立到经营管理等完全纳入法制轨道并同时加大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制裁力度，让企业失信成本大于守信成本，以规范其诚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