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的朋友K君早前和中国一家国企钢厂预订的几千吨钢材原料，因为厂家应急卖给其他客户，而必须再等下一次交货期。

K君在饭局上谈及，当时之所以选中这家钢厂，是因为对方有国企背景，原以为信用加码，对方会认真履行合约，岂料还是被放鸽子。

K君在订购这批钢材时已缴付了订金，但钢厂一直到临近交货期才通知他，需要应急交货给另一家客户，K君的单子得等下一批生产周期。

厂家可以接受K君取消订单，也表示可以按照合同支付一定赔款。可是对于K君而言，此时再去找其他厂家已太迟，还会延迟他加工后向客户的发货期，影响他的诚信，因此只好等厂家生产。

何先生听后说，国企还算会赔款给你，换作其他厂家可能就死赖账了。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减时，中国企业在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政策下显露出来的潜在增长常令外界羡慕。

不过在通往一流国际化标准的路上，企业如何衡量隐性的信用成本，摒弃浮躁赚快钱的欲望专攻工匠精神，是国际客户关注的。

不是做不好　而是不做好

有中国专家曾指出，中国厂家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做好。工人心情好就做得好，心情不好就敷衍，履行合约也是如此，企业运行的血液里，普遍还缺乏对信用的忠诚和对法制的敬畏。

一名商务咨询专家以上述案例向《联合早报》指出：“至少国企不会在账面上亏你，但在契约精神、保证质量方面还缺乏意识。”

这名专家举例说，有些外籍船企在中国船厂打造新船时，按理都需要派出一名保障其利益的质量监测员现场督导。如果不这么做，多数最后会碰到质量问题。

不过有些本土船厂“耍聪明”，知道用些伎俩让监测员好吃好住，这么一来，坚守工艺的标准难免打些折扣。所以，确保信用不失很具有挑战性。

他认为，中国人跑去日本买杭州造的马桶盖不是全无道理，因为日本进口商对马桶盖有严格的进口标准测试，万一验货时不达标，厂家要冒全部退货的风险，面对如此大的成本，厂家不敢三心二意。

假如同一批货是做给本土贸易企业拿出去销售，不仅标准有时候可以降低，质量监督环节难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测员再来个职业操守信用违约，那么次等品很容易被蒙混过关。

不过国际评级机构标普最近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控制经济体内的信用风险，去年起中央政府允许国企债券违约，可能就是要塑造更强有力的信用文化。

中国企业平时对契约精神的忠诚度不高，事实上会影响其营运表现和业绩，之前因为有政府为其信用背书，暴露的风险不大，而如今中央政府允许违约，或许有助于企业重新认识信用自守。

今年上半年，有四家地方国企和一家中央国企的子公司境内债券违约。

标普认为，以往因为有政府隐性支持，投资者习惯于国企债券的安全性。

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政府隐性支持减弱显然让投资者不太高兴，但若政府屈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信用基本面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有观察人士认为，允许违约意味着维护信用和承担风险的代价都需“精打细算”，此举虽不会显著降低道德风险，但至少下一次在评估项目时，地方政府不会让自己陷入难堪，不划算的经济项目不会再从市场上获得更低成本融资。

在经济复苏缓慢的大环境下，企业盈利具挑战是暂时的，但信用意识需要长期培育。没有对信用代价的充分认知，就无从来谈中国企业是否真的做到国际化、符合全球投资者预期的标准。

要如何提振对信用意识的担当，也考验着千千万万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并且取决于他们孕育出怎样的企业文化标识。